人生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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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霞，51岁，湖北人，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脑梗、类风湿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一次意外让她摔断了腿，从此便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遭受病痛折磨的冷霞，在喝下丈夫、女儿、女婿买的老鼠药之后，驾鹤西去。
而这一家人，却以“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告上法庭，站在了被告席上。
在宣读判决书时，法官说：”其情可怜，其罪不可恕”。
一、不断生病的妻子，不断滑落的生活
樊武，湖北潜江人，刚过50岁，身材瘦小，脊背已经有些弯曲。
2003年，樊武来到浙江台州谋生，一同“迁徙”的还有妻子和两个女儿，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几年后，大女儿樊凡到了成家的年纪，但是她小时候发过高烧，智力发育不全，樊武很是顾虑。
经人介绍，老实本分的张铁军与大女儿相识，并“入赘”樊家。与樊凡类似，张铁军的智力也低于常人。
2014年，樊武夫妻回到湖北打理父母丧事，从那时起，妻子冷霞经常关节疼、头疼，一个姿势保持久了就很不舒服。冷霞一直遵循医嘱，吃了不少的药，可身体反却越来越虚弱，还相继查出贫血等症状。
2015年的一天，冷霞在家摔了一跤，胃口变差，体重从120多掉到96斤。二女儿樊田吓坏了，开始带着母亲四处求医，杭州、北京、武汉等地都去过。最终，冷霞被确诊了脑梗、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病。
冷霞的诊断结果
系统性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容易复发，却很难根治。
2015年前后，冷霞2次突发中风，留下来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的毛病。
然而在一开始，冷霞并非只想寻思，依然抱着治愈的希望。为了治病，她每天吃下大量激素药，对全身骨骼、肝肾功能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一个多月的时间，冷霞就从90多斤胖到150斤，皮肤松松垮垮。
除了副作用带来的难受，医药费也成了她心里的负担，“一个月才挣3000多，抽一次血就花掉1/3，身体却不见好转。”
二、太痛苦了，我想喝老鼠药自杀
2017年的一天，冷霞再次摔倒在家，仰面躺在地上，两手朝上乱抓。回家后的樊武想扶她起来，她却一直喊疼，“啊呀啊呀哭个不停”。
这次摔跤导致冷霞左腿粉碎性骨折，直接原因是长期服用激素导致的骨质疏松。医生冒着很大风险，为冷霞做了手术，但在手术后，她开始拒绝治疗。
比起术后康复，冷霞更关心医疗费。每次看到樊武拎来一堆药，她就会问花了多少钱，“病治不好了，活着也是受罪，浪费钱”。这次冷霞住了半个多月院，一共花了三万元，却没人敢告诉她。
出院后，大女婿张铁军将岳母留在身边照顾，樊武很感动，还不忘提醒女儿和女婿，“很辛苦的，不要抱怨啊”。
虽说是接到家里住，但大女儿这个“家”，不过是一个不足10平米的宿舍。冷霞、女儿夫妇、外孙，一家四口人挤在宿舍里，显得格外拥挤。
女儿的住处
冷霞需要人时刻贴身照顾，因此大女儿辞去了工作，每天喂饭、清大小便、翻身、洗脚……
整天窝在床上的冷霞脾气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生气时还会捶打女儿，女儿哄半天，她嘴里也吐不出一句好话。每天晚上，身上各种疼痛袭来，被折磨的冷霞会抓住头发使劲扯，床上、地上全是她的头发，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太痛苦了，想喝老鼠药自杀”，一天晚上，冷霞对女儿和女婿说出了压在心里很久的想法。
三、不哭不哭，我不怪你们
2017年的一天早上，大女儿樊凡照例给母亲烧水、洗漱。昨天晚上，冷霞尿湿了床，她呼吸着空气中的尿骚味，再次表达了自己想法，“活着也是受罪，不如让我死了吧”。
这次女婿张铁军慌了，他通知樊武过来一趟。两夫妻见面后，冷霞告诉樊武，“我想吃老鼠药”，态度坚决，一直哀求。
这一次，冷霞如愿了。他们三人，送冷霞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12元的老鼠药，2瓶液体和1包药粉。在三人还在犹豫思考的片刻，坚持求死的冷霞抢过瓶子，一口气喝光了。
三人跪在地上痛哭，冷霞却冷静地说：“不哭不哭，我不怪你们”。
冷霞最后一个愿望是让女婿带她出去转转，她已经很久没出过门了。监控显示，当天上午，张铁军开着车在台州的街道上游荡了3个小时。
两日后，他们三人被警方带走。
四、其情可怜，其罪不可恕
2018年5月21日下午，此案件在台州市某法庭开庭。
“药是我买的……”，张铁军低着头，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心里难受，我觉得我要对她的死负责。”
樊武偻着背，一脸木然。轮到他说话时，他央求法官，“把我抓进去吧，把我女婿放出来，他还有孩子，我女儿身体也不好，需要人照顾……”
听到父亲的话，樊凡眼泪绷不住了，“我是个不孝女，我自己都想死，我清楚我妈的病，但我真的无能为力”。
小女儿樊田也出庭作证，“母亲在世时，一身病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们对她的照顾很周到，并且大部分收入用来看病了，还跟亲戚借了不少钱。母亲也曾跟我提及寻死的想法，无论她是什么原因去世，我都会谅解他们的。”
“其情可怜，其罪不可恕”，这是主审官对此案件的评价。如果予以缓刑，是否会变相鼓励这种行为？如果严格判刑，对这个不幸的家庭是否公平？他们的家庭悲剧是否能就此结束？
这是摆放在法律面前的一道难题。
最终，樊武和女婿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大女儿樊凡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庭审结束后，法官准备离开，樊武突然走上前，用力跪在了地上……
五、我同意安乐死，但我的亲人不行！
自从帮助妻子“安乐死”被判缓刑后，樊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和家人通话外，他几乎不与其他人交流。即使面对家人，心里的苦闷也无法述说，于是在每天工作12小时后，他选择独自待在宿舍，自己一个人度过。
面对“安乐死”，一边是对结束痛苦的渴望，一边是法律的严令禁止，而在中间撕扯的，是绝症患者及其家属。
温医大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婵娟团队，曾用一年多的时间做了关于安乐死的调研。他们发放了近两千份问卷，调查对象包括不同文化程度的城乡居民，内容主要围绕对重症晚期患者的态度、病危且深受折磨的病人是否有安乐死的权利等。
而调查结果，却让刘婵娟颇感意外。
城市的支持率是78.5%，农村是87.62%，医护人员更是高达95.4%。总体来看，有84.27%的人赞成安乐死，这似乎符合网络上群众对安乐死的呼声。可一旦将前提条件变为“当亲人遇到类似的情况”，结果出现了巨大反转——有64.8%的人选择不同意。
造成这些态度差别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卫生部曾公开的一个数据：中国人一生中，约有80%的健康投入，花在了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农村居民经济条件更加拮据，患上绝症后治疗费跟不上，更难以承受疾病的折磨，而城市居民相对能接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
医护工作者的高支持率并不让人意外，他们见过太多案例，知道这种抢救对于绝症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医生一听到自己要进ICU都会觉得害怕，这是对痛苦和死亡的恐惧。
此外，绝症患者是治疗还是放弃，更多是由亲人决定的，但由于孝道和感情，亲人通常不会轻言放弃。不少患者家属曾表示，“如果是我自己，我宁愿不活了，但是对家人，我狠不下心”。
林晓骥是一位肿瘤科医生，他从未想过，身体硬朗的父亲会成为自己的病人。几年前父亲查出肠癌晚期，化疗结果并不理想，并很快复发。
“即便进行积极的治疗，最久也不会撑过一年。”林医生把病情如实告知父亲，父亲决定放弃治疗，他身为儿子，支持父亲决定。
“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我选择带他出去游玩，去他一直想去的那些地方。之后我把他接回老家，自己照顾，想最大程度减少他的痛苦，带他走完最后一段路。”
林医生这么选择，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晚期癌症患者的痛苦有多大。
“晚期癌痛会让人想要跳楼，你说可以用止痛药，但在最痛的时候，要一把一把地吃才有效，人会瘦到皮包骨，还有胸腔积水，器官衰竭……在心理上，因为恐惧，患者会暴躁、抑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会持续好几个月。而很多时候，由于家人的隐瞒，病人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人生百态，对于死亡的态度自然不止一种。有人直到逝世前的最后一刻都不甘心，想找各种办法，创造奇迹；也有人在经过各种尝试后，坦然接受，最终以减轻痛苦为主。
中国人不喜欢谈论“死亡”，面对“死亡”多会选择逃避态度，缺乏死亡教育。如果能对死亡话题多加探讨，也许在面对“坚持还是放手”的问题时，才能做出真正无愧于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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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一个重病患者的非法“安乐死”.北青深一度.凤凰网 2019-03-05
[2]我同意安乐死，但我的亲人不行！.华医网.2017-04-05
[3]直面死亡，只有安乐死可以解决一切吗？姜楠 漏依凡 丁科东.澎湃新闻.2019-0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