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被调查是否与“利益输送”有关

金融“旋转门”腐败：辞职官员被企业抢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哈利克

发表于2023年6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第1097期

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已被带走4个多月。 2023年2月16日，包凡被拘留9天后，华兴资本宣布包凡“失联”。 同月26日，再次发布公告称包凡“目前正在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调查”。

包凡被调查，有华兴资本内部人士认为，大概率与公司总裁丛丛有关。 Jungle于2022年9月上旬被相关部门收走。

公开资料显示，丛丛在到华兴资本任职之前，曾在工行系统工作多年。 丛丛于1990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先后在总行信贷部、营业部、国际部等部门工作。 2007年加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裁。 2016年出任工银国际控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丛聪加入工银国际后不久，于2017年10月批准向华兴资本提供2亿美元贷款。根据华兴资本此前公告，该贷款已于2018年9月华兴资本港股上市后偿还。 贷款还完后不久，丛丛就接受了包凡的邀请，在2020年左右离开工行系统，出任华兴资本总裁。 丛丛从体制内高管转型为华兴资本年薪过千万的高管。

2023年1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题为《打破银企旋转门》的文章，指出银企高管被打压“他们在任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公司谋取利益。 实现权力并从信贷客户公司收取高额结算津贴和工资是银行和企业的旋转门腐败。

包凡的调查是否与丛林“利益输送”有关，丛林是否涉及“旋转门腐败”，还有待有关机构的调查结果。 然而，随着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政商界的“旋转门”焕然一新，特别是金融领域成为金融反腐败的“重灾区”和重点打击对象。 。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是典型的权力集中、资本密集、资源丰富的领域，很容易通过政商“旋转门”滋生腐败。 对于这种隐性腐败，必须首先严厉打击，防止腐败愈演愈烈。 同时，还要完善制度建设，统筹推进不腐败、不腐败、不想腐败。

承载力量“余温”谋利

2022年4月4日，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原主任姜黎明被开除党籍。 报道指出，她是“逃避辞职”和政商“旋转门”的典型例子。

在姜黎明被调查之前，2021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入银保监会开展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检查。 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银保监会党委汇报巡视情况时指出，“系统内频发利用监管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政商‘旋转门’问题更加突出。”

在姜黎明被调查之前，2021年7月，银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被免职。 蔡鄂生2005年12月至2013年6月担任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期间，蒋黎明是其下属。

在纪委的报告中，除了“逃亡式辞职”之外，蒋黎明还被指是典型的政商“旋转门”。 政商“旋转门”源于行政话语，指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角色的双向转换。 目前多用于形容转移不正当、非法利益的行为。 在金融领域，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监管机构和银行等机构中。

“与传统的交钱、单手做事的腐败不同，政商‘旋转门’会导致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合法的商业交易掩盖其背后的权力寻租行为。 ”。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省纪委监委王利峰表示，第一位特邀监督员是王立峰。

姜黎明在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系统管理方面拥有超过32年的经验。 2016年11月，蒋黎明辞去公职，前往恒大集团担任监事会主席，后又担任恒大集团副总裁。 恒大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姜黎明担任恒大集团副总裁，协助管理集团系统资金。

蒋黎明在恒大集团任职四年多期间，集团债务总额飙升。 2015年，中国恒大负债总额6148.93亿元； 2016年末，恒大负债总额约1.16万亿元； 到2021年中，这一数字已升至近2万亿元。 贷款金额也从2018年的6731.4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7999亿元。

熟悉金融体系的蒋黎明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恒大解决财务问题，还有待披露。 2020年12月31日，蒋黎明辞去恒大副总裁职务。 不久之后，2021年第三季度，恒大资金链断裂浮出水面。

“逃亡式辞职后，大多数官员很快实现了政商角色的转变，实际上保留了权力的余温，为他们垄断巨大的经济利益服务。因为在任职期间，这些领导干部大多是掌握权力，控制关键部门、关键领域。” 王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雷等人曾在《依法惩治政商“旋转门”背后的腐败犯罪”一文中表示，走出政商“旋转门”后，政界和商界金融旋转门腐败：离职官员被抢着要，公职人员都去与原来工作相关的私营公司工作。 可能涉嫌两种腐败，一是搞“期权腐败”，以“聘用、工资”名义接受任职期间约定的福利； 福利并获得财产。

“（企业）看重离职干部在官场的人脉和影响力，因为可以利用这些人来打开关系，认识一些在职的领导干部，然后邀请他们办事、谋取利益。”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原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曾在金融领域掌握“重要权力”。 他是今年第一位被指政商“旋转门”的中央级金融单位干部。 冯鹤年在证监会工作18年后辞职。 2015年9月起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同年12月起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6月上旬被带走调查，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

对冯鹤年的纪律处分通知书措辞也颇为严厉，指出冯鹤年在任时积极谋划“出路”，卸任后继续利用原有职务价值敛财； 利用原有职务影响、干扰发行审核工作，其行为极其贪婪，数额特别巨大。

同样从事发行审核领域腐败的还有原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研究员朱毅。 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 报告指出，朱毅利用发行审核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与冯鹤年类似，朱易辞职后在一家经纪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简历显示，自2018年8月起，朱毅担任领先券商国泰君安投行总经理，主要负责IPO、再融资等业务。 2021年11月接受调查，2022年7月被开除党籍。

“券商喜欢监管部门的官员，尤其是有IPO审核经验的官员。因为他们了解审核规则，熟悉IPO审核要点，能够通过自身关系与审核层保持良好的沟通。不过，这也是“旋转门”留下隐患。因为只有公司成功上市，券商才能拿到全额费用。难免有些券商会受到诱惑，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公司的关系，辞职的官员，他们会照顾他们在IPO会议上保荐的公司，帮助他们成功上市。” 上述金融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冯鹤年和姜黎明同时接受调查，背景也相同。 2022年2月，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反馈完毕后不久，他们双双被“落马”。 当时检查组均指出，银监会、证监会的“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银行企业“旋转门”腐败

蒋黎明、冯鹤年曾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凭借余下的权力在商界“流浪”。 但由于银行业资金密集，行业内出现了“旋转门”的一个分支——银企“旋转门”。 本案涉案人员并非公务员，不具备行政监督权，但仍利用职务和影响力大肆敛财。 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案是银企“旋转门”的经典案例。

黄曦在建行工作了32年。 2018年7月，辞去机构业务部总经理职务。 一个月后，她加入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常务副总裁，分管资金部门。 2022年5月11日，辞职近四年的黄溪受到调查，并于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

处罚通知书称，黄溪在职时“提前筑巢”为授信客户公司谋取利益，离职后“大展拳脚”，领取高额“安置补助”和工资。信用客户公司。 典型的。

从银行系统转行到房地产公司工作的不仅仅是黄曦。 2023年6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辽宁省纪委监委通报：原党组书记、行长毛俊才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调查。 国家监委纪检监察组驻国家开发银行纪律检查和辽宁省盘锦市监委监督调查。 毛俊才此前曾担任绿地集团执行总裁。

毛俊才历任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行长、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现任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上海营业总部行长，兼任上海分行行长。 直到2017年，毛先生才离开国开行，不久加入绿地集团。 2017年10月9日，绿地控股发布公告，正式任命毛俊才为常务副总裁。

从相关通知的表述来看，“提早入巢”是“旋转门”的重要体现，为退休后“实现权力”做准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一篇文章曾披露过一个真实案例。 涉案人员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某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某部门总经理。 2016年3月正式离开银行前，他凭借多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脉和影响力，通过桥梁联系到某集团董事长，并担任金融筹备组副组长。集团将设立租赁公司（未设立），以在未来获取利益。

尽管涉案人员已辞职，但他仍然利用自己原有的背景和影响力，为不法商人清理关系，获取稀缺的信贷资源，并从中谋取暴利。 “虽然银行内部制度比较严格，但通过问候语干预放贷的问题在现实中仍然存在。” 专案组相关人员介绍，部分干部碍于前任领导的威望或同事的面子，随波逐流协助办理业务，超越制度。 红线。

不过，有银行业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银行风险控制比较严格，人们喝茶降温很正常。 除非他们身居高位，否则他们没有那么多“能量”。 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在任职时就开始与公司勾结，主要通过增信、贷款审批等相关业务转移利益，离职后再谋取巨额利益。

比如，原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担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长达11年。 2018年9月，张华宇辞去副总裁职务。 此后，历任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重庆信托党委书记、董事。 2022年7月，张华宇被开除党籍。 纪律处分通知中提到，张华宇在职时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又在与原岗位有业务联系的企业领取高薪。

王立峰表示，政商腐败“旋转门”有多种主要特点。 有的官员提前筑巢，政商界全盘夺取； 有的将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分开，大多是“期权式腐败”。

此外，在金融领域，政商腐败的“旋转门”潜伏期长，监管环节容易脱节。 姜黎明辞职近6年被免职，冯鹤年离开证券监管系统近7年被调查，朱毅、黄曦、张华宇均在辞职后4年左右被查处。

“领导干部在任期间监督容易，一旦退出政坛，随着身份的转变，纪检监察部门就很难长期作战，监督就会滞后” ”。 王立峰说道。

“旋转门”扰乱市场秩序

“与西方政商‘旋转门’的双向流动不同，中国政商‘旋转门’基本上是单向流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官员很难辞职改变身份，商人很难“轮流”从政。 因为进入公务员制度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或者调动干部，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从非公有制经济向公有制经济转入的制度空间。

从落马通知来看，金融圈政商“旋转门”不仅具有明显的单向流动特征，而且频繁发生。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可能出现“旋转门”。 近年来，随着金融领域成为反腐败的重点，该领域的问题也被挖掘出来。 另一个原因是，金融行业的行业特点和金融资源的运行特点，使得金融行业领导干部更容易实施“旋转门”腐败，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银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行业资金交易量大、从业人员多、需求多样化。 如果你想盈利，你就可以找到机会。 同时，监管的金融机构类型多、数量多，属于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典型领域。

庄德水表示，政商“旋转门”问题之所以在金融领域如此突出，是因为行业中隐藏着太多代理人。 这些人不断改变身份，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金融、政治、商业‘旋转门’最突出的危害就是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最典型的是银行贷款，给予优惠利率，或者迁就不合格的企业帮助其获得贷款。”还有帮助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金融牌照、利用人脉和影响力获取内幕信息、通过交易获利等。此外，还会涉足保险、信用评级等领域。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黄曦在建行系统打拼了32年，走过公司业务部、集团客户部、投行部、机构业务部等多个重要部门。

“黄曦在资本领域的人脉非常深厚，很多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想要得到。” 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黄曦告别建行仅一个月后，就加入泰禾集团担任常务副行长，分管资金部门。 2019年1月，泰禾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泰禾集团高管与建行系统有着深厚的渊源。 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其森于1996年在福州创立泰禾集团。此前金融旋转门腐败：离职官员被抢着要，黄其森在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工作了8年。 另一位高管是泰禾集团副总裁林文华，此前曾担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北支行行长。 除黄希外，黄其森、林文华也于2022年上半年被带走调查。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消息，2023年1月，黄曦涉嫌受贿一案由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白城市人民检察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与法律。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曦利用其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资产管理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的职务以及职务便利形成的便利条件或地位，在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企业发展、人员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构成受贿罪。

陈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商的“旋转门”会让官员和企业产生利益关系，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 如果任由这种“门”继续转动，就会毒害公务员的为官心态，也会助长企业管理人才攀附权力的企图，毒害他们的成长环境。

建立系统“防火墙”

为遏制政商腐败“旋转门”，200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一步规范了政商“旋转门”的定义，并设定了三年“前领导层成员的公务员“消磁期”。

“设置‘消磁期’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政商‘旋转门’腐败，防止领导干部在任期间利用职权谋取利益，以及在任后实现‘期权式’腐败。辞职或退休，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双重身份掩盖腐败行为，掩盖合理商业运作下的金钱、权力交易等不当行为，而且，从保密的角度来看，也有利于保护政府信息安全。” 庄德水说道。

随着政商“旋转门”腐败风险加大，党员领导干部辞职规范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

2013年10月，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人员到企业兼职（办）的意见》（简称“18号文件”），提出三年内辞去公职或者退休（退休）后，不得在原职务所辖区域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工作），不得从事与营利相关的活动原职位所管辖的业务。 此外，对企业党政领导干部（兼职）的任职资格、年龄、待遇等也有严格限制。

资本市场上，“18号文”引发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规定》出台半年多来，已有250余名独立董事主动辞职，涉及近300家上市公司。 这些独立董事中有许多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 例如，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担任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原深圳银监局副局长刘南元担任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叶青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中发现，与一般独立董事的辞职相比，正式独立董事因“号”而辞职。而且，随着官员级别的提高，公司市值下降得越来越厉害。

“这意味着市场不仅明白官方独立董事并没有闲着，而且也清楚地认识到不同级别官员背后‘能量’的差异。” 叶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研究并未发现官方独立董事在监督和咨询方面更有效。 他表现不错，但实际上比普通独立董事还要差。 因此，这些证据表明，正式独立董事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官方身份带来的资源获取和寻租功能，而不是更好的监督和咨询功能。

“从市场反应来看，通过遏制政商‘旋转门’来阻断寻租渠道应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从制度层面遏制官员腐败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叶青说道。

2017年以来，党员领导干部再就业的规范性文件更加密集出台。 当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离任后就业行为的意见》，要求公务员如实报告就业去向申请辞去公职时，签署承诺书，并在就业限制期内自愿报告就业变化。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完善了辞职后就业限制的规定。 三年电力“消磁期”的范围除“原部门领导成员”外，又增加了“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 有专家表示，这一措施可以有效遏制利益输送，对于防止政商“旋转门”腐败具有积极意义。

但上述一系列规定仅限于党员和公务员，对其他履行公务的人员没有明确限制。 政商“旋转门”中依然存在机遇。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实施。 除公务员和公共管理人员外，监督对象还包括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国有金融机构领导干部等五类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近两年来，中央多次重申不得利用职务影响谋利，深入挖掘政商“旋转门”背后的腐败现象。 2022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政商“旋转门”等典型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2023年1月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指出，要深化金融等权力集中、资本密集、资源丰富领域的腐败整治。 纠正政商“走马灯”、“逃走辞职”问题。

“中央明确要求整治‘旋转门’问题，表明这一问题将催生新型腐败，因其隐蔽性、潜伏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中央着眼于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而政商‘旋转门’腐败恰恰是重点，体现了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战略。” 庄德水说道。

The system still needs to be patched

At present, in view of the "revolving door" in the financial field that easily leads to corruption, many financial units have also mad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e have made some regula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If you resign directly from the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you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ble to work in i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supervised in the past or institution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industry. There are also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declassification period." Held in the two sessions of the country in 2022 On the eve, Guo Shuqing, former chairman of the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said.

Banks have also begun to step up efforts to break the "revolving door" of banks and enterprises. For example, the Bank of China investigated the whereabouts of 6,510 employees who left the bank, and ordered cadres involved in the "revolving door" of banks and enterprises to terminate their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ed companies and terminate the business cooperation between Bank of China and related companies.

However, the above-mentioned industry insiders told China News Weekly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ho are outside the supervision and make profits through the "revolving door". "Now there are regulations restricting them from taking positions in enterprises. But some people will serve as consultants, and the company will not give a letter of appointment, but will give them a salary as a consultant. In addition, some people seek interests in the company through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stakeholders. Very difficult."

Zhuang Deshui also said that the "revolving door" of politics and business is a difficult issue,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business 'revolving door' corruption reflects that the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model cannot achieve long-term supervision and full-process supervision. Because the supervision cost is too high, the supervision cycle is too long, and the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lags behind. Once the chain of supervision is not continuous, corrupt element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opholes and play around the edges," Wang Lifeng said.

Wang Lifeng further stated that there are still 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s in the punishment of this new type of corruption in the existing party discipline and state laws, and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revolving door"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existing regulations only highlight short-term effects, but long-term options Corruption remains poorly regulated. In addition,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techniques and method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ace of the secrecy and long-term nature of the new type of corruption, more technological means are needed.

According to Zhuang Deshui's analysis, there is currently a lack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on public officials, including leading cadres, and a lack of substantive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their post-employment behavior.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 News Weekly, Mao Zhaohui,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 Monitoring Society and director of the Anti-Corruption and Clean Government Policy Research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aid that in reality, many places do not strictly implement the "No. 18 Document". After such personnel leave their posts, when they go to deal with the original unit,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hat they need to report to the original unit in advance.

"At this stag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ing the 'revolving door' of politics and business are obviously fragmented and lack systematic and specialized legal provisions." Li Chunhua,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Xi'an Campus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stated in the article.

For example, Li Chunhua said that although some resigned civil servants did not hold positions in the company, they still maintained a relationship of benefit transmission with the company, such as the company consulting them on related issues. Clearly defined. In addition, the punitive measures of resigned civil servants after violations also have weak operability. The boundaries of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unishment subjects involved are blurred, which may lead to mutual buck-passing.

The "Civil Serva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ipulates that if a civil servant violat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fter resigning from public office or retiring, the accepting unit shall be fined not less than one time but not more than five times the illegal income of the punished person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Chen Tianxiang believes that this provision is obviously too light in punishment, and the cost of breaking the law is too low, so it does not have the deterrent effect it deserves.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e strictness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on punishment for illegal appointments should be revised and improved as soon as possible.

A number of interviewed experts told China News Weekly that the "revolving door"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is itself a manifestation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among civil servants.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civil servants'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ffectively regulating it.

Zhang Lei believ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fer to foreign legislation, introduce the preventive "revolving door" conflict of interest crime, consider the early interven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define the behavior of resigned public officials as a crime that seriously violates the "revolving door" clause,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other party discipline and state laws. The long-term deterrence of resigned public officials will curb the "revolving door" corruption crime from the source.

In addition, Wang Lifeng said that some corrupt elements evade supervision through digital payment instead of cash transaction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and some evade audit supervision through shadow companies and anonymous shareholders. To deal with the "revolving door" problem of politics and busines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nti-corruption technology, use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 out hidden clues in the process of data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conduct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s, and compare massive data to find clues to problems.

"The struggle between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s long-term and long-lasting. The 'revolving door' of politics and business will have new variations. In the face of new types of corruption, we must fight at the first sight to prevent incremental corruption." Wang Lifeng said.

"China News Weekly" Issue 2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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