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童症”是怎样产生的？

“熊孩子”的话题时不时就会成为热门话题。 一般来说，人们在评价“熊孩子”时，实际上是在评价负责管理孩子行为的父母。 “熊孩子”问题的根源在于“熊父母”，这也成为舆论场上的公约数。

然而，当声讨“熊孩子”成为舆论固化范式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网友厌恶“熊孩子”的背后，是否存在着讨厌孩子、恐惧孩子、讨厌孩子的倾向。 不久前，作家苏小兰在微博上记录了几起家长带孩子乘火车遭到粗暴对待的案例。 由于有乘客质疑孩子们太吵闹，孩子们被空姐“请”到餐车车厢，甚至车厢之间的连接处。

很快，苏小兰的微博就成了家长的“申诉大会”。 不少家长反映，孩子稍微哭一下不生孩子的韩国人得了厌童症？，就会受到空姐的“照顾”。 即使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区别对待，他们仍然承受着不可忽视的心理压力。 面对周围的沉默或目光，似乎带孩子去旅行就是给别人带来不便的“原罪”。

婴幼儿的哭闹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时候，婴幼儿吵闹并不是父母教育不当或养育不当造成的，而是天性造成的。 要求婴儿不要在公共场合吵闹或哭泣，就相当于要求孩子克制自己的本能。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将孩子噪音造成的不适完全归咎于父母的疏忽，对于有儿女的父母来说可能并不公平。

“儿童厌女症”是如何产生的？ 评论者沉斌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在‘秩序’和‘公德’的外衣下，存在着对儿童的敌视和厌恶生育，却被视为拉风的文章来吸引流量。” 在笔者看来，“熊孩子新闻”已经成为“新黄新闻”的流量责任。

不可否认，在流量至上的舆论空间中，部分网友已经形成或巩固了两极分化的思维方式。 网络上，“拉踩”、“领战”盛行。 一方面，在具体事件中很容易引发网络暴力，另一方面，也让很多人的思想变得更加僵化和顽固。 这种思维产生的认知是：孩子闹腾，是父母的错；孩子闹事，是父母的错；孩子闹事，是父母的错。 如果父母找借口，就是不负责任。

然而，仅仅因为一些自媒体的渲染和炒作，公众认知中的孩子就能从“小天使”变成“小恶魔”吗？ 答案绝对不是单一维度。 “厌女症”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某种具有共性的社会情感。

不久前，科普作家海森伯格认为：“生孩子是一项超长期的投资，需要无数的时间和精力。一个只关心眼前的人不会做出生孩子的选择，同样很难容忍别人的孩子给他带来的麻烦。”

毫无疑问，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成本是巨大的。 这个成本既包括家庭成本，也包括营造友好的生育和养育环境的社会成本。 当然，绝大多数的社会成本已经通过公民纳税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来支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没有孩子或养育孩子的社会成员不会承担任何支持下一代成长的成本。

例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乘客有义务为孕妇和儿童让座； 学校、幼儿园附近，商业主体不得从事特定经营项目； 当载有未成年学生的校车在公共道路上短暂停留时不生孩子的韩国人得了厌童症？，后面的车辆应耐心等待……对公共场所婴幼儿噪音的适当容忍，也是上述社会成本的体现。

另外，这种宽容并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没有底线的。 许多图书馆、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场所都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开放区域，或者拒绝容易发生争吵的未成年人进入。 这是当容忍儿童天性的成本明显超出公共利益范围时，社会规则所施加的必要限制。 如果无法防止孩子突然哭闹而打断音乐会表演，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孩子的出入。

事实上，所谓的“厌女症”冲突更多的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在社会流动和人口流动常态化的今天，家长带孩子乘坐高铁、飞机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高铁一向倡导的安静氛围似乎与孩子的特点格格不入。 这种矛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会被激化和放大。

正如《新周刊》一篇题为《“儿童病”的帽子，年轻人不认识》的文章：“一味用传统观念指责年轻人的自私，把年轻人不孕不育、生育困难与‘厌子’挂钩，只会增加敌意和愤怒，掩盖问题的本质。”

这篇文章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新鲜，但却切中要害：“建立一个儿童友好、母子友好的社会空间，不能简单地依靠其他社会成员的自我道德约束，而是需要一个包容、便利的育儿环境。”

一个更加儿童友好的社会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支持和包容，也有赖于真正的投入。 具体到“熊孩子”乘坐高铁的问题，此次设立“儿童车厢”和“母婴车厢”的提议再次兴起。 这些建议并非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瑞士、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验。 这些“童车”不仅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专门的座位空间，还设有儿童游戏室、婴儿尿布台等人性化设施。

比“禁止儿童”更文明的是探索一个“鼓励儿童释放天性”的空间，让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能够和谐相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人所谓的“儿童厌女症”并不是孩子无辜，而是缺乏一个对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