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亲供手迹（李秀成亲笔手迹）

李秀成是否写了投降书？

“忠王”李秀成，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太平天国人物评价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1864年7月23日，天京陷落，李秀成护幼主突围出走时被俘。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今南京），令李秀成书写供词。在其后的9天中，李秀成于狱中写出了5万余字的“供状”，即后人所说的《李秀成自述》。文中叙述了天平天国起义始末，总结出“天朝十误”和“防鬼反为先”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他对曾国藩抱有幻想，还提出所谓“招降十要”，为后人所讥评。8月7日，他写完供词，即在南京被杀害，年仅41岁。

李秀成投降书的原稿在后世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当时李秀成被害后，曾国藩命人将他的《自述》删改、誊抄了一份上报军机处，这份誊抄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即所谓的《九如堂本》。至于原稿的去处，世传曾国藩既没有上交朝廷，也不肯公开示人，而是私下扣留，他的后人也对此讳莫如深，严加保管，对外人一概保密。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题为《李秀成亲供手迹》，内容较刻本多9千多字，计74页，33300多字，全书没有结尾，到74页后就缺失了，这篇《自述》使李秀成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叛徒，给自己从前十余年无所畏惧的征战历程抹了很大的污点。一个时期，很多人对李秀成进行口诛笔伐。但是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由清政府宣布的投降书是非常有争议的，而以此书来断言李秀成是晚节不保的叛徒，这显然有失公允。

李秀成真的是叛徒吗？李秀成的投降书是真的吗？有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投降书的真实性。如呤唎（李秀成的一个英国朋友）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文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1944年，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在百般请求下终于在曾家的藏书楼中阅读到了“投降书”的原稿，抄补了5000多字，还拍摄了14幅照片，之后根据这些文字和原来“九如堂本”的2.7万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该书以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多方面的鉴定作为依据，指出曾国藩后人出示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忠王的亲笔。例如，罗尔纲先生的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拿“原稿”和庞际云收藏的李秀成亲笔答词28字真迹对照，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最后断惫“原稿”是真品。从内容看，“原稿”身份清楚地描述了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14年间的每个过程和细节，这是曾国藩难以捏造的。此外，罗尔纲还指出，“原稿”的称谓大都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这也不是旁人能够清楚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也不可能做到自然地遵守。而“原稿”中出现大量李秀成家乡方言，更是曾国藩等人无法伪造的。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确实是写了供状的，但是据此认为李贪生怕死，晚节不保，愧为英雄，也愧对太平天国，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早。

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看见“供状”的原版，也没有当时所处环境被俘后的情况记载，不能将其简单的等同于投降书。李秀成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临死以前，面临太平天国的悲惨结局，也许他觉得心中有话，不得不说。

第二，根据他一向忠勇、智谋过人的表现，李秀成的“乞降”，或许是和《三国演义》中姜维诈降一样的目的——相机行事，以求东山再起。此时洪秀全的儿子，16岁的幼主已经突围出去，李秀成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是在他的供状中却故意说：“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然遇害矣。”蓄意隐瞒幼天王突围成功的真相。此外，李秀成还稳瞒了太平天国其他主力的动向，隐瞒了天京城内还藏有大量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的事实。如果李秀成是真心投降，完全可以出卖这些信息以邀功，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干。

第三，李秀成被捕后，曾国荃因痛恨他坚守天京，久攻不下，就命人用铁锥狠命遍刺李秀成的全身，又叫刽子手用刀来割他，李秀成血流如注，但“殊不动”；在就义的那一天，他知道自己将赴刑场，但仍然“无戚容”、“谈笑自若”。既然连酷刑的煎熬都不怕，“忠王”恐怕也不会因贪生怕死而投降的。

第四，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天京后，力量变得空前的强大。而清朝的“中央军”已经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以曾国藩当时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推翻清王朝，自立为皇帝的。如此可以推测，李秀成也是有可能设计出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先劝说曾国藩自立皇帝，然后再伺机恢复太平天国的事业。曾国藩后人的口碑旁证了李秀成被捕后，确实曾劝曾罔藩推翻清王朝，自己做皇帝。要知道，功高盖主本来就是件极具威胁的事，对于曾国藩这种一生谨慎从事、深谙为官之道的老臣，当然知道李秀成此举将陷他于不义。所以，曾国藩要将《李秀成自述》第74页以后的内容毁掉，以免朝廷疑心。并且不待朝廷定罪，就急急地将李秀成斩首，以免他被押送进京以后，在皇帝面前说出什么对曾家不利的话。

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一次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力量，清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元气大伤，为后来革命成功奠定了基础。农民领袖宁死不屈，敢于斗争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毛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中写道：“由此上溯一千七百年，从太平天国时期，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忠王”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功绩任后人评说，他的光芒也无法掩盖，不可磨灭。

天王的死因

洪秀全之死，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因此分歧颇多。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所据史料主要有三条：一是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另一条是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七日奏稿称，洪秀全“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还有一条就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这三条材料出自当时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的知情主将之手，因此，被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当成信史。但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瑱在“自述”中却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大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这条材料自然也无法列在信史之外。这样一来，洪秀全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死，便成为历史之谜。尽管大部分太平天国史论著都从曾国藩及其刊刻本《李秀成自述》的说法。但都以存疑的办法，把洪福瑱、洪仁玕所记史料罗列于后。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根据“李秀成供状及曾国藩奏报”，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在罗列了洪仁玕，洪福瑱供词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文字之后，又说“似洪秀全系病死”。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多加批驳，如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材料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批驳道：“其言由黄氏宫婢供，伪言也”。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洪秀全之死实无定论。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并非自杀。《李秀成自述》刊刻本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李秀成当时正在天京，对天王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

所记洪秀全之死的材料最为后人所重视。为说明问题，现把正伪两段材料摘录如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

“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曾国藩在刊刻《李秀成自述》时将上述说法篡改成：“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原稿和刊刻本对照，真相大白，人们历来所据信史系曾国藩所伪造，而李秀成“亲供”原稿则明明白白记载了洪秀全因病而死。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洪秀全病死更可确信无疑。上述《洪福瑱自述》明确记载“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也记有：“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当时清、太双方记载是一致的。洪仁玕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记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但《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即病死说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而后半部分，即自杀说，出自英译本，原稿己失，无法查证。但英、中两次翻译受《李秀成自述》刊物本之影响，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在他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眼毒身死”。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亲供前写成的。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把这些文字给篡改了，当不难理解。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罗尔纲和周村合写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并在注中说：“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由于《李秀成亲供》影印出版，曾国藩篡改史料骗局被揭穿，洪秀全死因之谜已初步解开，近年来有关太平天国史论著，大多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洪秀全是怎么死的？

对于洪秀全的死，原始记载不清，自杀和病逝为广为流传的死亡原因：

1、自杀身亡：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是自杀身亡。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2、生病而死：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咁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

忠王李秀成，在狱中写给曾国藩的供词，揭开了哪些秘密？

忠王李秀成在狱中写给曾国藩的供词是一封长达数万字的李秀成自述书，后来这部自述书可能是被曾国藩给修改了，之前的内容里面有李秀成劝说曾国藩自立为王的事情。曾国藩不敢这样做，后来又担心受到朝廷的猜忌，所以才擅自做主杀了李秀成，并且修改了他的自述书。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去世以后，平均的统帅李秀成带着幼天王突围。后来终于出城以后，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太多了，最后李秀成和大队人马走散了，疲惫不堪的李秀成藏到了一座破庙里，后来在打听幼天王和大队人马的消息的时候，被人捉住，押着他去了曾国藩那里领赏，后来曾国藩亲自审问了李秀成，从李秀成刚刚被俘虏，到最后李秀成被杀，期间一共经历了16天。

在这段时间里，李秀成曾经在牢里写下了一份数万字的供词，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李秀成自述。从这本自述书里可以看出来，李秀成当时是有屈膝投降的意思的，因为他在供词里夸赞了曾国藩，说曾国藩是一个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的人，而且还说曾国藩对他恩情厚谊，说了很多的好话，后来还愿意以自己的罪将之身，出面去招降之前的太平军剩下的人马。根据这些供词，推断李秀成应该是变节投降了清朝。

但是后来经过研究，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能够活命，而是在劝曾国藩，劝他自立为王，起兵反清。所以后来曾国藩不肯把这份自述书公布于世，肯定就是因为里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当时曾国藩并不想造反，这份是自述书给朝廷的话，他担心会引起朝廷的猜忌来，很有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他就想办法修改了李自成自诉书的内容。并且违抗了圣旨，擅自处死了李秀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记事：“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说这句话的人是李世民，其时李世民还未曾继大统，所以有“私幸”一词。也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李世民的气魄所在，敢收天下英雄的人，也是必有掌握之力的人。否则英雄收的多了，更会生出无数的变数出来。

对于“天下”这个词来讲，在阅读《湘军史》中始终有这样的感受，若要收拾天下，必要有“收拾天下人心”之法。否则难成其事。

天下英雄代代皆有，平和之时则为文人世贾，战乱之时则为枭雄盗匪，再怎么看不过是生活选择而已，随时势变迁，自寻出路而已。若人人皆有出路可寻则为盛世，若人多路窄则易生变数。其中有人性使然，也有求生之愿景。

看《湘军史》中所述内容，皆以“湘军”之视角出发阐述湘军之行状及事功。在《湘军史》中记述的“贼酋”中最让人感慨的有三人：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将这些“贼酋”与湘军放置在同一个位置进行观看了。而不再是将重点放在谁是兵谁是贼的评判上。

清时有《黄彭年致唐炯函》中有这样评述石达开的句子，“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反过来想，若不是太平天国一事，像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这样的人会怎样度过一生呢？是不是也就是成为寂寂无名的“黔首”中的一员呢？混迹在莽莽大众中平淡无奇的完成自己的人生呢？

《湘军史》中所罗列的湘军将帅不过百人，而其对手太平天国中出现的人物不过数十人而已，如果单独提取这有传略行状的数百人来看，搅动天下的也就是这些人了。单是这个，就像我想起《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那一章节。

前文提及的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人中，从《湘军史》中记录的种种事功来看，应该以李秀成推首，更何况有《李秀成亲供手迹》这样的原始资料流传下来。

李秀成，广西藤县人，21岁领兵，32岁身亡。领兵征战11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1851年参加太平军（时年19岁）。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时年21岁）。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1856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1857年10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1858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1859年封忠王（时年27岁）。1860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1863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1864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

从这样简述的行状中，自1859年开始，太平天国的战事就主要由李秀成独立支撑。也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让曾国藩敬畏，让湘军胆寒。不知道在曾国藩的心里是否也闪现过“此等人若为朝廷所用功莫大焉”的一念。

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可以看出李秀成的文笔及见识颇有气势。其中论述“天朝十误”乃是切身之痛。

从李秀成所述供状中的“十误”检讨中，也能看得到“时促势蹙，无非其他，乃因人事使然也”这样无奈。而这一点也正是曾国藩一路领兵治军征战中最痛心处。曾国藩所谓的“办事之难”在李秀成的身上也能看到。唯一不同的是，曾国藩到底还是有所凭据，而李秀成只能孤掌难鸣。在李秀成困守“天京”的时期内，我们也能看到李秀成麾下无人可用、无人独挡的局面。

在回过头来看石达开，则更容易让人生出“英雄迟暮”的感慨来。尤其在《湘军史》中记述石达开在大渡河一节的内容中，那种“虎落平阳”的感触挥之不去。

石达开，广西贵港人，小名亚达，又名石敢当。1831年生人，16岁受访出山，19岁统帅领兵，20岁获封翼王，32岁兵败被俘受戮于成都。领兵征战14年有余。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形势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其后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与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次战役，曾国藩几投水死。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后退入广西逡巡不进。在1863年由大渡河入川时，适逢河水暴涨，粮草殆尽，后援无继，石达开妻、子投河。兵败被俘。从《湘军史》记述的一些描述上来看，石达开从江西起兵之时，囊括十数万人马一路南下，不过四年时间之后，到大渡河时石达开身边不过剩余数千人马了。一路损失殆尽。可谓“大势已去”。即便是“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也有无奈落幕时。（此语出自四川布政使刘蓉）

而陈玉成与李秀成左挡右突之时，不能识人，为部下所卖。受俘身死。终年26岁。

之所以记述这三个人，乃是因为《湘军史》中所述之壮烈，棋逢对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有些历史恰恰是因为一些人才会变得伟大。这些人当中不仅仅包括叙述者，也包括被叙述者。少了哪一方，这历史阅读起来都入味不足，味同嚼蜡。即便这样的敌我两方的历史，免不了虎奔狼突的血腥残酷，但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才会让我们知悉历史的叙述不能失去对任意一方的记录，否则，连胜利都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回转到前文所述的出路问题，究其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本人的境况，其才干气魄均是在太平天国一事中显现，若是承平岁月，实不知此等人会有何样的人生？人，总是不安份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要给人以出路可寻才好，若是以出身即定未来人生走向。这些普通人或许在以后的岁月渐渐会生出一些英雄的本事来。

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一番。